本報見習記者 劉偉杰

    究竟應該如何評估疫情帶來的的不確定性和確定性影響？《證券日報》記者2月9日就此專訪了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

    《證券日報》：當前，我國正處于全民抗“疫”關鍵時刻，您認為疫情對中國經濟增速的影響程度有多大？

    李迅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規(guī)模和范圍大于“非典”疫情，但防控力度和重視程度也大于“非典”期間。當前舉國上下都在防治疫情，部分公共交通停運、復工延遲等舉措勢必會給經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綜合來看，可以下兩點定論：一是當前舉國防治疫情的舉措完全正確，為此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是值得的，長痛不如短痛；二是在我國特有的體制優(yōu)勢下，疫情必將得以控制，經濟一定會恢復活力，中國經濟在結構調整中將保持全球份額不斷上升的勢頭。

    預計疫情對中國2020年GDP增速負影響在0.5%-1%之間，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疫情對一季度的經濟增速影響較大，或負影響GDP增速在2%-3%左右，但即便一季度經濟總量下降又如何，無須把注意力過度放在疫情對GDP的影響上。

    《證券日報》：2020年既定的財政貨幣政策是否需要作出相應調整？對于監(jiān)管部門已經發(fā)布的一些政策舉措，比如“一行兩會”等五部委發(fā)布的“金融30條”，您有怎樣的評估？

    李迅雷：目前，不少省市自治區(qū)的“地方兩會”已經開過了，而且是在疫情大面積出現之前，因此有必要調整之前預定的目標。另外，建議“全國兩會”期間發(fā)布的政府工作報告要根據疫情采取新舉措，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yè)政策等進行適當調整。當下最大的期望還是在財政政策上，貨幣政策應會繼續(xù)穩(wěn)健偏寬松，而降息周期接下來仍會繼續(xù)。

    以財政政策為例，應更加積極，進一步擴大財政支出規(guī)模。建議財政赤字率從2019年的2.8%，上調至3%，即增加約2000億人民幣的財政支出。橫向比較看，日本財政赤字率7%左右，美國4%左右，中國到3%，并非不可接受。

    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銀保監(jiān)會、證監(jiān)會、外匯局聯(lián)合出臺《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其中包含30條政策舉措（簡稱“金融30條”）。“金融30條”里對于流動性的支持、貼息、稅收等各方面的措施對企業(yè)的幫助是實打實的，這些措施的效果會逐步體現出來。

    “金融30條”主要著力于解決密切短期的緊迫問題，從長期來看，依舊要回歸到如何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中小微企業(yè)融資難、融資貴，以及如何減輕企業(yè)負擔的問題上。處理好政府、企業(yè)和居民三大部門的關系是關鍵，要做到更加結構化、更加優(yōu)化、更加合理。

    《證券日報》：央行日前表示，疫情緩解以后中國經濟將迅速企穩(wěn)，并且隨著前期推遲的消費和投資釋放，經濟會出現補償性恢復。您對此如何判斷？

    李迅雷：當前，疫情對經濟增速最大的影響來自第三產業(yè)，特別是餐飲、交通、酒店、旅游、住宿等行業(yè)，對消費的沖擊是直接影響的。而間接影響的是制造業(y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需要進口大量的原材料，在加工制造后出口，但隨著疫情的發(fā)展，一些國家與中國暫停了航空和運輸領域的聯(lián)系，因此也會產生較為明顯的影響。

    不過，從“非典”疫情的經驗來看，原先被壓抑的消費以及進出口在疫情緩解以后得到了顯著的回補和恢復，增長幅度很大，因此我認為本次疫情一旦結束，中國經濟恢復“元氣”是非常有希望的。當然，此時我們還是不可掉以輕心，需要做好充足的準備打贏防疫攻堅戰(zhàn)。

    《證券日報》：對于近期出現的“宅經濟”等新型商業(yè)模式，您是如何看待的？

    李迅雷：這塊應該是大有可為的。以教育為例，未來如果采取在線的方式，那么線上的方式要大幅增加，線下的方式會減少，這對于整個經濟的增長模式和發(fā)展方式都會帶來很大影響。相信未來，像快遞配送、在線診斷等線上模式會越來越多，線下的經濟活動會變少，這對于互聯(lián)網行業(yè)有著積極促進作用。

    這種線上的模式，未來肯定不光包括辦公、教育、吃飯以及醫(yī)療等。這是一種消費的升級和產業(yè)的升級，這也意味著我們未來需要繼續(xù)大力發(fā)展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lián)網等新技術，并將此運用到更多的這些商業(yè)模式中，并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fā)展。

（編輯 白寶玉）